7月28日，驻巴哈马大使戴庆利在巴主流媒体《拿骚卫报》发表题为“摒弃阴谋论，让科学引领溯源工作”的署名文章，反对世卫组织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仍将“实验室泄露”作为研究重点，指出病毒溯源不应演变为基于有罪推定和旨在为阴谋论寻求佐证的政治调查。全文如下：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邀请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前往新冠肺炎疫情早期暴发地之一的武汉市，开展全球新冠病毒溯源研究的中国部分工作。这是世卫组织根据 WHA 73.1 号决议开展的新冠病毒溯源工作的一部分。来自 1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 17 名科学家组成专家组访问中国，旨在确定病毒来源和传染途径，以降低类似事件发生的风险。

　　中国秉持公开、透明、科学和合作原则，全力支持了世卫专家组开展的各项工作。包括17名世卫组织专家、17名中国科学家在内的联合研究小组评估了病毒出现的4种可能途径，包括直接从自然宿主到人，通过野生动物也就是自然宿主到中间宿主再到人，通过冷链跨境远距离传播以及实验室引入，并对每一种途径的可能性程度进行了评级。

　　联合专家组对实验室引入的可能性进行了调查。他们访问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同相关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仔细了解其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情况，并查看了该研究所曾经开展和正在开展的一些研究项目。

　　随后，联合专家组从两个维度列出了支持实验室泄露可能性和不支持这一可能性的一切相关因素，最终得出结论：通过实验室事件引入病毒“极不可能”。这一结论写入了联合专家组报告，是世卫组织第一阶段溯源研究的官方权威结论。

　　不幸的是，上述以事实和科学为依据的结论没有能够消除关于“病毒源于实验室泄露”的阴谋论。这一阴谋论在报告发布后沉渣泛起且愈发嚣张，显然受到了强大政治力量的顽固鼓动。

　　但是阴谋论者们拿出了什么样的证据呢？一个经常被引用的“证据”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研究人员于 2019 年 11 月到医院就诊，其症状和新冠肺炎一致”。另一个则是声称该研究所对病毒进行了所谓“功能增强实验”。

　　然而，指控者从未提供那些生病的研究人员的姓名。事实上，他们不可能提供，因为该所已多次澄清，其工作人员或研究生都未曾感染该病毒，他们也从未进行过功能增强实验。

　　谎言说了一千遍终究还是谎言。正如武汉病毒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石正丽女士对《纽约时报》评论的那样，这不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源自极度不信任的妄自臆测。

　　曾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至 2019 年 11 月的澳大利亚专家丹妮尔·安德森最近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没有发现2019年底有研究人员“生病”，也没有证据显示进行了“功能增强实验”。她还对武汉病毒研究所采取的最高安全标准印象深刻。

　　新冠病毒是自然起源的，这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今年7 月 5 日，24名国际知名专家在《柳叶刀》上发表论文，指出，目前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露的理论。7 月 7 日，来自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Zenodo 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

　　鉴于上述，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新冠病毒溯源计划仍然将中国实验室泄露的假设作为研究重点，把继续到中国溯源作为重点研究内容，这不得不令中国乃至世界秉持公道的人们感到惊讶。

　　对于这样处心积虑宣扬阴谋论的做法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世卫组织受到了一些成员国强大的政治压力，科学进程被政治推离了轨道。这一波政治操作的目的不言而喻，那就是诬蔑、抹黑和推责于中国，同时也一并打压在疫情暴发前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过的美国科学家。

　　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延伸，以 WHA73.1 号决议为指引，在成员国充分磋商的基础上进行。病毒溯源不应该演变成基于有罪推定和旨在为阴谋论寻求佐证的政治调查。除非发现了新的科学证据，否则完全没有必要重开调查。

　　下一阶段溯源的重要关注点之一，应该是世界各地的早期病例。多项研究表明，新冠病毒在2019年底已在全球多地出现。比如多个国家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 月间的血液样本中新冠病毒抗体检测呈阳性。

　　世界人民都期待找到新冠病毒的来源。但将本属于科学范畴的病毒溯源工作政治化，只会使人类离真相更远。人性中善的一面应该取胜，否则人类有效防范疫情再次发生的前景只会更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