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驻巴哈马大使戴庆利接受巴主流媒体《拿骚卫报》广播Z-Live时政栏目知名主播莱恩线上直播专访，就中国内外政策、同巴哈马、加勒比关系、人权、气候变化等问题阐述中方立场。主要情况如下：
莱恩：有个问题希望大使阁下向听众介绍一下，请问中国有国家发展规划吗，是否对外发布？
戴庆利：中国擅长制定长期规划并不断跟进落实。相关规划全文对外发布。个人理解，中国的国家发展规划由三大类组成：首先是长期愿景，这属于顶层设计，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通常15年至20年、甚至30年的发展描绘远景蓝图；第二是中期规划，即五年规划，这是从长期愿景中分解的重要阶段性目标；第三是短期规划，也可以理解为执行方案，每年以政府工作报告的形式，部署当年的工作计划。这三类目标体系贯穿始终，首尾相连，有机衔接，使得整体规划接续传承，一张蓝图绘到底。
我们从1953年起编制和实施第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当时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绝大多数五年计划规定了钢、煤炭、粮食等产量具体指标。共和国初期的五年计划为中国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后，五年规划更多侧重于发展战略、重大政策与重大改革举措，涵盖国家发展各个方面。现在，中国正在实施第十四个五年发展规划。五年规划内容还会被进一步细分为政府的年度目标，并具体落实到各政府部门和各个省市的工作规划。
莱恩：在国家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国人民是否会广泛参与其中？
戴庆利：中国政府坚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五年规划”的制定不是封闭的过程，而涉及中央和地方多层次、多主体之间通过各种互动模式，不断协商和调整。去年出台十四五规划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主持召开七次座谈会，当面听取各方面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首次通过网上征求意见，人民群众踊跃参与，网上留言100多万条，有关方面从中整理出了1000多条意见建议并纳入了规划。
莱恩：一些国家对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方式有时会提出质疑，尤其是一些同中国有竞争关系的发达国家。在加勒比地区，人们大多对中国在该地区活动持积极看法，但也有人的看法不那么积极。中国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为什么中国要向加勒比地区提供基础设施和发展援助，这背后的考虑是什么？
戴庆利：中国是一个高度专注于自身发展的国家。我们的初心和使命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在近代经历了一段艰难时期，以致很多人忘记，中国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自给自足的大国，但中国从未给世界带来困扰。1792年英国派出外交代表马戛尔尼访华，要求中国开放与英国贸易时，当时的满清皇帝认为中国无所不有，不需要和英国贸易。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是多么闭关锁国，这也成为中国衰落的根源。从那以后，中国逐步沦为西方殖民大国的牺牲品。
当今世界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再像西方那样通过海外扩张和掠夺来实现国家发展的做法早已行不通了。中国的发展完全是通过平等的贸易和投资来实现的。因此，我们寻求与世界其他地区建立互惠互利的经贸关系，以此促进国家自身的发展。我们希望在世界各地广交朋友，我们的商业利益遍布全球。我们是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18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同各国开展经贸、文化、教育等合作，加勒比地区也不应该例外。
莱恩：有人说外交政策无非是国内政策的延伸。中国对内政策的目标是增进人民福祉。而这个目标，是否也可以通过对外建立和发展外交、经济等联系来实现？
戴庆利：的确如此。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始终是为国家发展争取和平稳定的地区和国际环境。我们非常重视与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不愿因国家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而分散我们对国内发展的专注力。同时，中国的目标是为我们的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而不是进行地缘战略竞争，或者试图取代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我们认为，那样做并不能让人民受益，也无助于我们实现发展的目的。
莱恩：巴哈马是加勒比地区首批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家之一。中国发展同与加勒比国家的关系是出于什么目的？
戴庆利：中国很早就开启了与加勒比地区的外交关系。60年前，古巴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50年前，中国与牙买加、圭亚那建交；45 年前，中国与巴巴多斯建交。今年是中国与巴哈马建交25周年。加勒比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拥有优美的风景，充满活力的文化，热情友好的人民。
中国和巴哈马人民之间存在很多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比如，在几天前使馆举办的“中国之友”茶话会上，一些巴哈马朋友纷纷对同中国合作表达了浓厚兴趣。有的是企业家，希望同中国开展更多贸易；有的是学生，向我询问赴华奖学金机会；有的是农民，希望了解是否可以从中国获得温室大棚；有的是艺术家，分享了在中国表演的经历以及收获的尊重和喜爱。他们都希望中巴两国加强合作。
虽然中国与巴哈马相距甚远，但两国在很多方面的共同点将我们联结在一起。中国一直与加勒比国家保持着非常良好的经济关系，已有8个与中国建交的加勒比国家加入了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并从相关合作中受益。我们重视发展同加勒比国家的关系，将继续保持好、维护好同加勒比国家的牢固友谊。
莱恩：不久前，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教授曾在我的访谈中表示，小国容易陷入到大国间的交锋，巴哈马这样的小国最好不要跟中国走的太近，在同中国打交道时，必须注意对自身主权的影响。然而，据我观察，在巴哈马和中国的交往中，迄未看到巴的主权受到任何影响。您对这一问题怎么看？
戴庆利：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在对华关系上采取了负面做法，导致同中国关系出现下滑。这给包括巴在内的部分国家发展对华关系带来了压力。这是中方不愿看到的。我们始终认为，巴哈马完全有能力同时发展与邻国以及与中国的关系，这些关系不应相互干扰和排斥。中巴关系不针对第三国。巴哈马对中国的价值并不在于其是某个国家的近邻，我们看重的是跟巴自身的关系。我们发展对巴关系没有任何地缘政治目的，更无意让巴选边站队。我们相信巴哈马可以处理好你们的对外关系，更好造福巴人民。
我很高兴听说你没有发现任何中国影响巴哈马主权的证据。事实就是如此。如果我们回顾这些年来中巴两国的合作项目，就可以发现有关说法毫无根据。总不能说，中方援建的托马斯·罗宾逊体育场，或者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新地标”项目侵犯了巴主权吧？中巴两国建交25年来，我们见证了两国合作发展一个个坚实的里程碑，无一例外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旅游业繁荣，创造了大量就业，真正造福了巴人民。中国在发展对巴合作时从未附加任何条件，也从未强迫你们作出任何让步。有些人总是试图在巴哈马人心中制造一些针对中国的恐惧和焦虑，但他们的指控是毫无道理的，根本经不起实践检验。
中国到底是真朋友还是假朋友？希望巴哈马朋友们擦亮眼睛，独立自主作出判断。
莱恩：除了同加勒比这样的小型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外，中国同美国、加拿大以及欧盟等发达国家的交往非常活跃，可否向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戴庆利：如你所知，美国和欧盟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同美、欧建立了紧密的、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以美国为例，前些年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曾创造了“Chimerica”一词，来形容中美两国经济紧密交融和相互依存的程度。中美双边贸易额2021年首次突破7500亿美元，双向投资接近2400亿美元，7万多家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2019年，对中国的出口为美国提供了约120万个就业岗位。截至2020年底，中美双向股票和债券持有量高达3.3万亿美元。中国也是美国最大留学生来源国。同时，经济上相互依赖并不意味着中国与美欧等国关系不存在问题或挑战。但各国应通过建设性方式来加以解决，不能给类似巴哈马这样的小国发展对华关系制造麻烦。
莱恩：有观点认为，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会因政党轮替和政府更迭而发生变化，美国尤其如此。您怎么看？
戴庆利：美国不同党派和政府看待中国的方式可能略有不同。但中方处理中美关系时，更多着眼于两国利益，对哪一个政党执政不会区别对待，更何况，我们一直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的历程显示，无论美国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政，只要遵循对华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中美关系都可以取得长足发展。克林顿总统曾表示，一个强大、稳定、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这句话至今令人记忆犹新。
然而近年来，美国一些人总臆想中国正试图取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对美形成了不断上升的威胁。这显然是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误解和误判。虽然中美在一些具体领域存在竞争，但我们不希望用“竞争”来定义整个中美关系。中国不是前苏联，不会在全球范围与美开展地缘竞争。希望美方一些人认识到这一点，在对华关系上改弦易辙。
莱恩：中国30年来保持年平均9%的快速经济增长，在任何国家发展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你刚才提到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些人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时，承担了中国政府“代理人”或者“工具”的角色，这一点您怎么看？
戴庆利：企业和政府并不是处于相互隔离的真空，他们必须相互交流。这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中国有一些很有实力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领域。除此之外，中国经济越来越多地向中小微企业的创业、成长和发展敞开大门。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对创业和企业活动是非常鼓励的，并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发展有机结合。实际上，国企员工只占总就业人数的20-30%，大部分就业岗位都由非国有企业提供。在中国，每天平均有2.48万家新注册公司，它们生机勃勃、充满活力。
“政府工具”这种说法是一种误解，持这种观点的人对中国不太了解。中国实行的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中国企业的经营发展和开拓海外市场都是自主自愿的商业行为，自主决策、自负盈亏。海外中国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他们与有关国家的合作都是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需求，有关投资和务实合作是在同有关国家平等协商基础上，按照国际商业规则和当地法律法规进行的。中国政府除监督中资企业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开展经营活动外，不会干涉企业的经营行为。
莱恩：有观点称中国应当帮助巴哈马发展制造业，这一点您怎么看？
戴庆利：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理解巴哈马政府在努力促进经济结构多样化，不仅仅发展旅游业，还积极发展农业和制造业。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在发展工业方面有丰富经验。巴哈马在发展制造业方面有很大的潜力，一方面拥有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由港，这是连接美洲和欧洲非常重要的物流中心；另一方面，巴哈马年轻人口较多。这些都是发展制造业的有利条件。
要发展制造业，还有一些瓶颈需要突破，比如电力成本。多年前曾经有家中国公司想在大巴岛建立商品分拨中心，但由于电费高昂，劳动力成本高，最终未能实现。现在许多巴哈马人正在重新考虑这个想法。中方乐意推动有兴趣的中国公司来巴探讨合作和建立合资企业。如果能解决电力成本问题，将使这种合作的基础更加坚实。中国在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方面拥有先进技术，中国的光伏产品已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我们非常愿意推动中国公司与巴哈马公司合作，在巴开发更多的太阳能和清洁能源，助力巴政府实现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达30%的目标。我们双方企业需要进行更多的沟通和商谈，尽快找到可行方案，将中国的制造专长和巴哈马的物流优势结合起来，实现共赢。
莱恩：您所说的电费和人力成本高的问题，能否通过引进中国的高科技来加以解决？
戴庆利：这当然是可能的。我们应当鼓励双方商界人士加强沟通交流，共同解决问题。去年10月，我们使馆联合中国贸促会和巴哈马商会共同举办了中巴贸易和投资论坛，贸促会和巴商会签署了加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今年，我们计划再次为双方企业举办贸易和投资论坛。当商界人士聚到一起时，肯定会相互启发，商谈出好的合作方式，攻克技术或其他方面的难题。我们的工作是为双方企业的互动提供平台。我们也在尝试开展年轻企业家之间的对话。我相信中巴有很大合作潜力，通过进一步开展对话，一定能发掘一批有潜力的合作项目。
莱恩：前段时间，巴哈马副总理兼旅游部长库珀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他热烈欢迎中国企业来巴投资，这对中国商界是否产生了一定影响？
戴庆利：库珀副总理是去年在中国和巴哈马贸易投资论坛上作出这一表态的。当时，至少400家中国公司参加了论坛，他们都听到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我们商请中国贸促会向其成员传达中巴合作的信息，并一直尽己所能扩大宣传，鼓励中国企业对巴投资。我们希望今年能取得更大进步，搭建企业间合作的更高平台，也期待着明年能有巴哈马企业界人士到中国访问。
莱恩：一些反对中国的国家经常用中国的人权记录给中国贴负面标签，请问中方认为人权一词意味着什么，如何看待人权问题？
戴庆利：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人权确实被滥用为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中方认同人权的普遍性，认为各国人民不分种族、宗教、年龄、职业等皆应享有人权。同时，我们也认为不能脱离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空谈人权。比如对阿富汗人民来说，人权可能就是食可果腹。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把人权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立足生存权、发展权这两个首要的基本人权，同时兼顾经济社会文化和公民政治等所有人权，全面发展人权事业。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极大促进了中国人权保障。
此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人权记录是完美的。评价一个国家的人权记录，不能拿别的国家标准来衡量，更不应动辄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把人权当作干涉别国内政的政治工具。
莱恩：人权是一个全球性议题，联合国是各方就人权问题寻求共识的平台。中国作为联合国一员，如何看待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作用？联合国通过对话协商是否可就人权形成国际性的标准?
戴庆利：联合国是促进国际人权合作的主要国际机构。联合国下设人权理事会及一些专业机构处理人权问题，在世界各地促进人权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过去几年，人权理事会的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一些发达国家在人权问题上以教师爷和法官自居，将发展中国家置于被告席上，对他们横加指责。这不是促进人权事业发展的健康方式，只会制造分裂和对立。
中方对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人权对话向来持开放态度，已同20多个国家及地区组织开展人权对话和磋商。我们也积极参与联合国关于保护人权的各项公约。同时我们认为，各国关于人权的对话应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发达国家妄图垄断人权标准，甚至试图利用联合国舞台，对他国进行诬蔑抹黑，这种行为是毫无建设性的。
莱恩：气候变化关系到巴哈马的生存，因此巴非常关心气候变化问题。巴有些地方的海拔只有2英尺，气候变暖将导致巴许多地方不复存在。巴一直在国际上呼吁重视该问题，但世界并未就此开展相应的讨论。我们知道，中国和美国一样，作为工业大国，既是碳排放国，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参与者。中国如何看气候变化问题？
戴庆利：中国和巴哈马一样非常严肃地看待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在中国，每年都会发生极端灾害性天气。中国一些沿海省市的平均海拔只有4米左右，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中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一直为防止人类遭受灾难性影响而积极努力。目前中国碳排放较高，但也要看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世界工厂，从西方发达经济体那里承接了许多制造业，客观上有排放转移问题。
习近平主席有一句名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正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护好环境，努力兼顾好发展和减排。中国减排目标是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欧盟、美国分别需要60多年和45年，而中国为自己设定的时间只有30年。我们正在朝着这个目标迈进。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强度比2015年下降了18.8%，比2005年下降48.4%，超额完成了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到2020年下降40%-45%的目标。
中国良好的规划能力和执行力有利于我们完成上述目标。中国设立了“1+N”的政策框架，将上述“3060”目标分解为每个省和每个行业的年度目标，确保逐一落实。中国在履行承诺方面一直保持着良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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